摘要：法律不是儿戏，对法律的争议和质疑应该前置至立法前，而不应在颁布实施后再来讨论难以执行的问题。法律只要公布后就必须严格执行，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不应成为一纸空文。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要求，自2011年1月起，我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这是卫生部去年就透露的消息。然而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导致禁烟令有规难行。

　　“有规难行”的话听得实在太多了，多得人们不认为这究竟有什么大不了。以禁烟令为例，早在2005年，武汉市就曾发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明确规定了八类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对不执行规定的单位，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可5年来未开出一张罚单。其实何止武汉，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150个城市和地区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都因种种原因成了一纸空文。

　　禁烟令为何难执行？执法机关说人手不足，根本难以监管。即便发现有人违规吸烟，由于无明确执法权，也难以实施处罚。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荒唐，既然是执法机关，又怎么会没有执法权？至于人手不足，则总不会10多年都发现不了一个违规烟民吧？专家照例搬大道理说，由于我国无专门禁烟法，才导致禁烟令成空文。这同样经不起推敲，禁烟令是地方性法规，也就是由地方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在地方区域内发生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既然地方专门针对禁烟的法律得不到执行，又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只要国家为禁烟专门立法，就能让禁烟令得到执行呢？须知国家的禁烟法最终也要由地方来执行。

　　归根到底，是执法不力让禁烟令打了法律“白条”。推行禁烟，我们缺的不是法律，而是对法律的执行力。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禁烟令，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让众多烟民大声叫苦，有的更为此付出牢狱之灾。在我国香港，无论是香港人、内地人或外地游客，凡违例吸烟者，最高要被处以5000港元的罚款。在新加坡，如在禁烟的公共场所吸烟，最高将被处以1000新元(相当于5000人民币)的罚款，也有可能被判入狱6个月，甚至两者并罚。而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因在公共场合吸烟竟然惹来了一场法律官司。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国民出国旅游高峰期，外交部曾特意善意提醒中国公民，要严格遵守旅游国的有关禁烟规定，以免造成损失。国内同样有多个城市颁布了禁烟令，为何不见有部门如此刻意提醒呢？

　　事实上，“有规难行”的又岂止禁烟令，手机实名制去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眼下购买手机没有人要求实名操作；不少城市都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但“黑户犬”仍然大行其道；针对楼市的调控措施接二连三地出台，但房价要多高就有多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有规难行”成了一种时代的通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早已司空见惯。在这种集体的麻木背后，法律的威严大打折扣，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法律而立法，立法前不考虑法律的可操作性，也不见有法律专家为其争得面红耳赤。等到颁布实施后，才发现或者可操性不强，或者执行力不够，于是争议声起、质疑声众。法律不该被视为儿戏，对法律的争议和质疑应该前置至立法前，而不应在颁布实施后，再来讨论难以执行的问题。既然烟草财政很重要，不想禁烟又何必弄个禁烟令呢？任何一部法律，只要公布后，就必须严格执行，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不应成为一纸空文，这才是法制社会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