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尘)：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国宁波网2011两会系列对话之加快提升生活品质。在这里，各位网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话题想和我们一起探讨的话，欢迎您登录中国宁波网天一论坛发帖留言，也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把您想说的话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宁波市政协委员，他们是潘一红、徐翔、钱亚鸿，三位好。

　　今天我们三位委员来到直播室，我们要说的是有关生活品质。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各自谈了一下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认识和了解。我想请潘委员，您是不是先谈谈，您对生活品质的理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生活品质是您认为非常舒服的？

　　潘一红：因为准备这个节目，我是专门登录了一下百度，把生活品质四个字打进去，在0.01秒时间里面，一下跳出8千多万条有关的信息。我想，这说明大家对生活品质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我想，根据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生活品质实际上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这里就包括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以及环境生活品质这么五大生活品质。然后我自己又思考了一下，觉得这里面恐怕是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涉及物质生活的，实际上一部分更多的是涉及精神层面的。

　　现在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对我们城市的大部分人来说，物质生活恐怕已经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里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讲到的生活品质，恐怕关联度更高。你有好的生活品质，可能就关注到我们的幸福指数、幸福度。

　　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实都能够体现生活品质。有良好的交通秩序，有安全的吃的喝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的这么一种情怀，对个人来讲，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这么一种精神品格，或者哪怕就是我钱不多，但是我有一种哪怕是晒晒太阳、喝喝小酒，这样的生活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有时候我想，生活品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生活的态度，我是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王尘)：什么是生活品质，徐委员，您怎么看生活品质？

　　徐翔：潘委员谈了不少对生活品质的理解。就我个人而言，生活品质包含了方方面面的东西，非常多。要详细罗列很困难，我想，最主要我认为，和谐两个字，在生活品质上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归纳一下是三个和谐，一个是与人和谐，一个是与物和谐，一个是与事和谐。

　　与人和谐，对自身来说，希望自己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每天有一个快乐的心情，这个很重要。同时也希望自己家里人能够有同样的状态。

　　对于他人来说，如何与他人进行和谐相处，因为我们人是社会人，在单位与同事交往，在家里与亲人交往，还有邻居、其他的同学，方方面面的关系非常多，社会上也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人，都会打交道。这时候如何保持互相之间的和谐，对我们的生活品质影响非常大。与人和谐，我想，应该努力在做的就是两条，说起来很困难，但是也不困难，第一条是真诚待人，用自己的真心换取他人的真心。另外一个是换位思考，人与人相处中，换位思考非常重要，假如能站到别人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很多争吵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在各自立场上都会代表自己利益在想问题的时候，都会认为对方是无理的，但是换一下其实是有理的。

　　宁波有一句话，上班想想人家不对，下班想想自己不对。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与人和谐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处理一点，这是我说的和谐的第一个方面，与人和谐。

　　第二个方面，与物和谐。一个就是潘委员刚才讲到的，关于自然环境因素、食品因素等等，这类物质，这需要我们社会、政府来给我们大家提供。

　　从自己个体的角度来说，怎么样与物和谐，我想是自己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就是不要追求自己能力所达不到的物质享受。在能力允许的，包括经济方面、时间方面，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适当追求生活方面的舒适度、享受度这个是好的。如果过分其他的，达不到和谐，对自己、对他人会造成影响，对社会也会造成影响，这样也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

　　主持人(王尘)：钱委员，您对生活品质的理解是什么样？

　　钱亚鸿：刚刚两位委员谈了他们的观点，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提升生活品质，要有好几种基础来支撑，然后才能提升生活品质。首先要社会稳定和谐，这是最最主要的。如果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生活品质是无从谈起的。这是第一个支撑。

　　第二个支撑，要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

　　第三个，要有舒适的生活环境来支撑。

　　再一个，就是丰富的文化生活来支撑。

　　有这四个支撑以后，我觉得概括起来比较简单，有八个字就能代表生活品质，就是安居、乐业、健康、愉悦，这八个字就能体现生活品质，这是我对生活品质的理解。

　　主持人(王尘)：三位都说得非常好。其实在我总结生活品质这个词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觉得它太大了，这个话题太大。但是通过三位这样一说，其实生活品质的落脚点无非就是两方面，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物质也好，精神也好，不管生活品质如何提高，或者是生活品质的变化，我觉得完全都是取决于人的。物质的变化，舒适度，它取决于人的和谐。从精神上，更取决于人带来的舒适度，带来的生活品质。

　　在节目之前我也跟三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从精神层面，咱们刚才谈到了，刚刚过完春节，今天是刚刚过完元宵节，从正月里，我们整个过来之后，可能当大家谈到过年，为过年所累的同时，谈到说过年怎么越来越没意思？或许这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精神层面。当我们物质生活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变化的时候，人们或许说到精神层面就会更多了，人们会经常回忆，包括十几岁、二十来岁这样的人都开始回忆我们小时候过年多有意思。

　　所以我想和三位谈谈，对于生活品质精神层面的，不知道三位怎么看？刚才三位也都说到了精神层面，精神层面在我们生活品质中，我觉得占了更大的部分。刚才潘委员说得非常好，就是能晒晒太阳、喝喝小酒也是生活品质最基本的东西。

　　问一下潘委员，从精神层面这个方面去理解，我们的生活品质缺少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提高的一些东西有什么？

　　潘一红：这个从精神层面来讲，我感觉其实内容是很多的，实际上怎么样有一个先进的生活观念，有一个丰富的生活内涵，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刚刚钱委员提到的健全的社会保障等等，我们这个先不去说它。那么你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物质相对丰富，为什么觉得现在过年没意思？其实我们小时候盼望过年，一个，可以穿新衣服，一个，可以吃好吃的了。现在物质生活已经基本上丰富到，随时都可以穿新衣服，随时都可以吃好吃的，所以过年的情结就淡化了小孩子每天像过年一样。

　　到了这个时候，人自然的会有精神层面的东西的要求。那么怎么样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是不是说我背了一个LV的包，或者我开了一辆名车就会有幸福感？不一定的。

　　我经常在呼吁，我们作为市民，更多的关注文化消费，关注自己的内心的需求。实际上刚刚徐委员也提到，人跟自己还有一个和谐，就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听听自己内心的话。这样你可能需要多读书，多看一点高雅的演出，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多加强。

　　我们有时候跑进书店，你会发现大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在买教辅，参考资料，小孩子很辛苦，家长支出也很多。实际上教育支出也是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而且是文化消费里头占比重最高的。

　　实际上我们调查结果表明，从中国国家层面到我们城市层面，整个的文化支出占我们GDP的比重是很低的。那么就在这么一个低的比例下，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文化方面的消费，实际上是教育的投入，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占了很大的比重。除了这一部分文化消费以外，还有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消费是什么呢，就是游戏，网络游戏，这其实也是文化消费。

　　有一个县里的领导，他们自己曾经有个玩笑跟我讲，外面的商人都跑到他们县里谈生意，谈完了去洗脚，洗完了脚再吃饭再谈生意，吃完了再去洗脚，一天洗三次脚，人家说了我洗得皮都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化生活非常缺少，我钱是有，我去干什么呢？

　　这样我是觉得，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引导我们的文化产品生产部门，要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产品。第二个，也要引导我们的市民更多的去做文化消费，读书、订报、看演出、看电影等等。

　　我们作为个人，实际上也要注意自身素质的提高，我觉得这离不开这方面的自己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

　　主持人(王尘)：说到生活品质，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徐委员和钱委员，由于生活品质，在刚才潘委员谈到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渴望，或者我们一直期盼的东西太容易满足了？比如原来过年我期待能穿新衣服、能够有红包，过年可以吃上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现在的生活让我们这些渴望，可以说时时都可以满足，所以我们感觉很乏味了，不像以前，过年可以吃上饺子、穿上新衣服、拿到红包，很惬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太容易满足、太多的满足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枯燥了？

　　徐翔：我是这么理解的，从物质层面来说，我们现在确实很多东西，随着宁波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腾飞，应该说是越来越容易满足了。但是实际上人的生活品质如何提高这个事，我觉得没有止境的。可以说一方面是因人而宜，另外一方面因时而宜。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求理论，从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这也是从物质到生活的一个提升。

　　他的理论的基础，人的需求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同时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刚才潘委员也提到，人通过学习，通过给自己新的东西，来注入到自己的脑中，来提升自己的品位和品质。

　　我们自己也有生活体验，反复刺激的一个，就是比如好吃的东西多吃几次，这个都是我就腻了。好玩的东西多玩几次，也是玩腻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在很多东西这么容易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也有体验，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实现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很辛苦，但是很幸福。但是真正目标实现了，也就不过如此了。我想，这就需要我们，从个体来说，不断追求、学习，学新的东西、追求新的东西，进行一种创新。从社会角度来讲，政府管理层面来说，给群众提供更多的能够享受到的物质生活跟文化生活层面的东西，社会也需要做一些更大的努力，来提供这方面的东西。

　　主持人(王尘)：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时代进步的时候不能去抹煞进步的东西。就比如说，可能或许我们几个人今天在这里说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同学，可以在放学以后一起出去玩，节假日可以相约到公园或者到哪里去玩，冬天还可以打雪仗，都可以出去玩。但是不知道几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宅起来了，不喜欢出去交际。在家准备十包方便面吧，不愿意出去。这是不是一种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让我们的精神层面开始往后走的一种品质的退步？我可能用这个词不合适，但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精神层面是丰富的，我们生活品质，说到精神层面是非常丰富的。可是现在的孩子，只要家里有电视，有网络，我哪都不去，你们爱去哪去哪，我不参与你们的事。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追求生活品质提高的时候，就像徐委员说到的，睡在床的时候可能会责备生活品质让我乏味的时候，是不是再从自身找一找，到底生活品质产生了让我们不可以逆转的东西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改变它？确实现在社会的变化，让我们无法逆转一些东西。但是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就比如现在大人也喜欢宅在家里，有很多的借口，平常生活太忙太紧张，给我一个很长的假日我就想在家睡一觉，能够在雨天上上网、看看电视。我们大人也是这样。

　　潘一红：有时候宅在家里，上上网、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喝喝茶，蛮舒服的，也不想出去，确实平时很忙很累，而且出去也不很方便，交通不是很流畅，不太想出去。但是就让你每天宅在家里也不行，人可能有一个周期的，你宅三四天可以，一星期可以，超过一星期就待不住了。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要有足够的让人出去的理由。比如雪下得很大，可是外面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会去，有吗？外面有时候有，但是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有很高雅的演出，拿有演出票的人不喜欢看。而像我这样喜欢看的人没票，而且不知道这个信息。有些大的企业，自己什么什么之夜，文艺演出或者新年音乐会，拿票发给自己的职工，可是很多的职工不愿意看。以前就出现一个什么事呢，音乐会的时候吃瓜子、聊大天。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这样的情况少了，可是有票不想看、想看的人没票，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

　　所以政府真的是需要引导，而且积极地倡导一种，就是能够让人融入社会，让人家走出大门去的这么一种好的氛围。

　　主持人(王尘)：说到这儿的时候，需要政府引导，另外一种精神层面的，去看演出、高雅音乐会，原来我也记得有委员们提到过一些建议，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走进音乐厅去欣赏高雅的音乐会。就是说，有些人觉得音乐会门票比较昂贵，有的人拿着这个昂贵的门票不想去，而有的人想去觉得门票太贵，不能去。所以政府在这方面能够调动起普通老百姓的，当时有人说是生活情趣，其实也就是生活品质，这样的话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一种，但是我了解到的就是说，这方面好像我们宁波还不多，比如说普通的老百姓去看什么样的高雅音乐会，有什么优惠票。

　　潘一红：这个还是有的，因为我是这方面比较爱好，也比较关注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宁波市每一次高雅演出，票价都是分层次的，也有50块钱一张的普通票、学生票，普通市民偶然去消费一次还是可以的。我倒是觉得，这个电影院，电影票比较贵。你演出，五十块钱一张，可能我一年就看这么几次，一两次、两三次。可是电影院就不同了，我们是小时候1毛2分钱一张票这么在电影院泡大的。现在电影票是多少？便宜一点的30块，《阿凡达》120块，这个票价真的是太贵了。一家三口或者一家两口，两个年轻人去看一个《阿凡达》，然后买一点吃的，买一点喝的，几百块就去掉了。现在大学生，新的大学生工作，可能找到工作，一千来块钱一个月，他还要付房租，还有什么钱到电影院里面看电影？这个真的感觉很贵。

　　主持人(王尘)：这个可能还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现象，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个好象也很多人呼吁了很多年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电影院，甚至有人呼吁露天电影院能够多开一点，那样感觉是真好，不会那么拘束。现在的电影院越来越豪华了，人们更期待露天电影院，原来还看的都是经典的影片，蛮舒服的。

　　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原来那句话，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改变之后，我们精神层面的要求在提高的同时，虽然感觉到一些缺憾，可是似乎我们追求的东西或者要求的东西越来越高了。比如我们回到十几、二十年前，春晚，那时候一到春节，我们期待的就是年夜饭吃完之后赶紧回家看春晚去。可是现在有多少人看，都说一年不如一年。其实是我们要求的水准越来越高了。

　　记得最开始看的几届，看的什么啊这是。所以我们的生活条件确实在改变，可是我们的精神层面往往要求越来越高了。

　　徐翔：这个事我倒想起来，我们可能也经历了这么多年了。如果我们回过头一想，站在孩子们的立场来看，我觉得现在倒是他们的生活，不像刚才两位讲到的那样，宅在家里。这次儿子从大学放假回来，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跟同学一起晚。

　　主持人(王尘)：他是上大学了，好不容易回来跟同学碰面。

　　徐翔：有一次我问他去干什么了，他说去玩，桌游去了。我问什么是桌游？他说你真老土，是桌面游戏。

　　主持人(王尘)：现在很多人在玩。

　　徐翔：他说这是他的乐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年轻人有创新的，他们在不断的开创出新的东西，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业余生活。我们可能更多的习惯于单位、家庭，然后看看书，偶然看看电影，就这种生活方式。

　　因此，生活品质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不同的要求。

　　潘一红：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收入、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要求。

　　徐翔：如何发展文化这一块，提升这一块，我去年在政协会议上提了一个建议，发展宁波的文化创意产业这一块，提了一个提案。怎么想到提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深圳学习的几天，看到了深圳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他们作为深圳市的第四大支柱产业。我回过头就想，宁波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现在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成就，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一个问题。另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的生活。

　　潘一红：而且它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

　　徐翔：节能、降耗压力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把这一块我们怎么做大、做强，我觉得也是我们确实可以做的事情。后来市委宣传部也很重视，他们也请了北京的有些研究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再研究，希望宁波这一块能够尽早走出来。

　　主持人(王尘)：刚才你说到了各个层面对于生活品质，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不一样。所以就注定了我们所需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可是有一点，话说回来，对于物质生活我们可能追求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忆我们的童年，吃的东西很少，我印象当中，大大泡泡糖，有一段时间觉得真好。但是现在我们走进超市去看，各种的商品琳琅满目。虽然我们在感觉这种我们的物质生活开始不断的丰富的同时我们甚至有些恐惧，比如食品。前面潘委员说到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能够在饮食方面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诉求，这是所有人都需求的。

　　我曾经跟同事们谈起来，我们明天吃什么？今后吃什么？吃这个也怕吃那个也怕。有人说这是生活进步带来的恐惧。不知道三位对这个怎么看？比如这些年来我们看到那么多，从苏丹红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到三聚氰氨。有人说，这是我们社会在进步当中产生必然的痛。我觉得这个痛是不应该产生的，它不像我们轨道交通，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让我们期待快乐的时候有痛的感觉，是一种阵痛，不是长期的痛。但是食品安全，在物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是长期存在的。

　　还有就是说，我们吃和穿，现在很多人说面料含这个含那个，怎么怎么不好了。还有前两天我看到苹果手机当中的一种洗涤液，也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潘一红：有一百多的中方员工中毒了。

　　主持人(王尘)：所以哪我们能活安全？我还记得以前看过美国的一个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里面有一段，儿子说要到外面去玩，去郊游。妈妈不让，爸爸说，外面你可能会被车碰死，或者被什么胀死，但是在家里可能会吃东西噎死。

　　我们不可能因为怕这些东西就不做这不做那，对物质的需求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品质的最重要的一点。不知道三位怎么看待物质方面我们在生活品质当中呈现出种种恐惧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改变的东西？

　　钱亚鸿：生活品质方面，对食品的安全问题，老百姓、市民们都比较关注，而且现在也有一种恐惧，从粮食、奶制品到蔬菜、水果，全部含有防腐剂、泡的洗涤液，特别是奶制品对婴儿的伤害。现在很多要提高生活品质的人对中国的食品产生恐惧，对自己国家的食品产生恐惧。这个我们对全体市民也好，对下一代也好，带来的危害就特别大。因为人离不开食品，每天生活当中，包括水也有问题，空气有问题，粮食有问题，蔬菜有问题，鱼、肉有问题。那么我们该吃什么呢？

　　主持人(王尘)：不吃了，不活了。

　　钱亚鸿：不可能，这个恐惧比其他物质带来的恐惧，危害更加大。为什么有好多富人都要出国去，他并不是不爱国，他是认为我们国内的生存环境和食品太不安全了，为了下一代太出去了，其实他很爱国。这是一个现象。

　　然后政府对这个问题，他看到了，那么如何去抓这件事，如何去规范这些食品的安全问题，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市民呼吁，需要各级政府积极改观的问题。

　　潘一红：实际上宁波市人民政府，尤其是主要的职能部门，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局，其实做了很多，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食品生产、运输、流通这么一个线路图，这个非常好。这头猪，你吃进去的这一口肉，一直可以追溯到这头猪是那个农民养的。这个是非常好，我们政府这个工作是做得蛮好的。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尽管我们政府做了那么多工作，为什么问题层出不穷，老百姓还是不放心。

　　钱亚鸿：面太大了。

　　潘一红：可能量大面广，检测管理的范围太广，是抽检，不是全检。可能检查的面还要广，力度还要大。

　　另外从法理层面来讲，对这种黑心的生产厂家，完全无视职业道德、无视社会规范的这些厂家，一定要严惩。

　　我记得抗美援朝的时候，上海有一家厂生产的阿司匹林是假的，送到朝鲜前线。结果发现这批药是假的，老板被枪毙的，就地正法。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头奶粉吃坏了那么多孩子，有没有一个人被枪毙的？我们没有听到。

　　所以这个其实，违法犯罪的成本太低了，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倾家荡产，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这样以后可能会好一些。

　　同时对好的，确实是守法经营、生产的，一定要好好的鼓励。实际上我们说，激浊扬清，表扬扶持好的，就是对差的恶劣的的一种惩罚。

　　主持人(王尘)：您说的这种问题，可能会在网络那端，很多的网友都群情激愤的感觉。我们往往提到类似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犯罪成本、造假成本都太低。抓不到我就赚到了，你抓到我，可能罚金罚一下，最多蹲几年，出来再继续，我那些成本足够换回来的。

　　去年两会的时候曾经有代表提到，狗皮膏药一样满墙贴的东西，为什么屡禁不止。现在有的不贴纸了，因为你能铲掉，拿毛笔写，刷完了之后还写。前段时间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嘉宾说到，做证的这种人厉害到什么份上，有一部连续剧叫《亮剑》，有网民就截图截下来了，有一个镜头后面墙上写的，办证，手机号码就出来了。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就因为惩罚力度不够。

　　我曾经说过，难道真的找不到吗？太容易找了，有手机号码。现在已经实行实名了，即使不实名，用什么手段，难听点说，钓鱼手段，抓住之后判个半年、一年。后来有委员说到，这是我们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说像这样的可以蹲监狱或者怎么样的，没有这样的立法。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两会中的委员和代表提出这样的建议和意见，对这个要严惩。有些东西真的需要严惩才能做到，就像您说的案例，这个阿司匹林的事情。

　　回过来说新加坡、香港，为什么秩序这么好，惩罚力度真的很大。

　　潘一红：尤其新加坡的鞭刑，这个力度很大。

　　主持人(王尘)：这个有点过。像在香港，扔烟头，1500块港币，你敢扔吗？谁也不敢扔的。所以有些力度，有人说要以教育为主。我觉得教育也是分人，不能完全教育。

　　潘一红：教育跟惩罚一定要结合。我们还是回到三聚氰氨的话题上，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最后处罚的是谁？几个奶工。这个就像我们手机有一条短信说，狮子去澡堂里洗澡，淹死了，一级一级查下去，最后查到八个蚂蚁搓澡工。为什么？这八只蚂蚁搓澡是没有上岗证的，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这个老板是干什么的？这个厂长是跟什么的？没有听到像我们解放初期那样，你生产的阿司匹林是假的，枪毙。但我们不能说现在也把这批人枪毙，就是说该惩罚的一定要严惩，这样才能够有一种威慑力。

　　现在有些东西，为什么说屡禁不止、前赴后继？人就缺少一些敬畏之心，连法律都不敬畏了还有什么？

　　主持人(王尘)：其实说到这个的时候，有人说，刚才咱们说的似乎跟今天的生活品质好像，怎么一下子跑到执法方面。其实这个方面如果不做好的话，我们生活品质很难真正的提高。

　　徐翔：这是最基本的。

　　主持人(王尘)：最基本的都做不到。如何提高生活品质？有人说各种立法、各种方式、各种措施进行惩处等等。

　　记得曾经很多网友在网上提到的，就是刚才潘委员说的这个问题，执法力度。一弄就说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我们这个应该怎么样。这个可以建立地方的法规政策。

　　我是觉得，这几天我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不断跟各位委员提到说，这个呼声你们一定要带上去。我也希望三位，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就拿我们生活当中，眼睛能够舒服的，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把城市的狗皮膏药彻底清除掉，这个真的不难，我觉得。抓住了狠狠的治，不仅仅是教育。有人说批评、教育、罚款、拘留几天，完事了，我出来之后还可以继续干。这也是不用你花成本的，话本可能是买笔的钱。

　　潘一红：1块多钱。

　　主持人(王尘)：就您说的犯罪成本和造假等等成本，太低。

　　抛开这些，说到前面这些话题的时候，钱委员您说到八个字，第一个就说到安居。刚才我在上节目的时候看到一条消息，1月份我们中国有70个大中城市，68个房价都上涨了。在去年的时候，从国家到地方都是说到房价如何调控，最近出的八部委的消息一出来之后，全国各地的房价也开始进入停滞阶段。不知道这组数据究竟是怎么出来的？70个城市里68个城市房价都上涨。我很想知道有没有具体的调查？他调查的房价都上涨，买房的人数是不是在上涨？过去这一年中我们不是说有价无事？还有人说我们首先不能安居，何谈生活品质？

　　这里我还想跟三位再说到的就是住房问题，三位认为我们目前的住房，你们个人去猜一下，我知道你们不是房产界的行业人士，能不能猜测一下，宁波市的房价会不会有可能降下来？我最感觉这么多调控政策和措施，最会降下来一点。但是有人说肯定不会，肯定还会上涨。

　　潘一红：我感觉房产新政出了这么多，昨天、前天连续两天报纸上登的宁波市很多家银行都取消了首套房的贷款优惠。这个看了以后，说实话，虽然我不用买首套房，但是我为年轻人悲哀。这个首套房其实是刚性需求，扼杀的是一种，就是年轻人努力奋斗是为了什么？安居，他要房子住，而且首套房往往是比较小的。这样就一刀切，不管什么样的政策来了都一刀切。一刀切下来的结果就是让年轻人没有奔头了，第一套房就没有优惠了。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怎么办？一个，就是政府除非花很大的力气，造很多廉租房，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廉租房，让年轻人有房子可租。

　　我觉得，可能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他如果说有房子租给他他也是愿意的。说实话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房子，也是租房子住的，一步一步慢慢来，努力生活努力工作，会好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

　　主持人(王尘)：有人说各个国家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同国外，比如就美国来讲，我还是欣赏他们这样的政策和生活方式，他们很多人都不买房子，拎包入住。如果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年轻人，我们刚创了业，还要为房子拼命去为努为仆去做的话，生活品质什么时候才能提高？

　　潘一红：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造更多的廉租房，提供给有刚性需求的年轻人。或者说虽然到了一定年龄了，但是因为下岗什么的种种原因，还没有房子住的困难家庭，这个政府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徐翔：我想说两句，主持人讲到今天出来的数据是上涨的，是同比还是环比？

　　主持人(王尘)：没说，就是这样一个标题，在说70个大中城市68个房价上涨，10个涨幅超过10%，国家统计局网站出来的。

　　徐翔：环比还是同比？

　　主持人(王尘)：没说。

　　徐翔：如果是环比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是同比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今年1月份和去年1月份相比上涨，不奇怪。

　　主持人(王尘)：是与上个月，就是2010年12月份相比。

　　徐翔：这是环比，同上个月是环比，上涨了10%。这个是，因为我们新政出台是在1月下旬，我记得。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的数据相对来说，就是新政的影响还没有出来。

　　潘一红：有一个滞后性。

　　主持人(王尘)：还有，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同比价格上涨的有68个城市，下降的有2个城市，其中涨幅超过10%的城市有10个。就是可能有一个缓冲的时期。

　　徐翔：如果同比的话一点不奇怪，去年1月份到去年12月份已经升了很多了，到今年1月份不可能降到比去年1月份更低的程度。所以这是同比的概念。

　　假如是环比的话，这个问题相对严重，但是毕竟政策还是滞后。我个人感觉这次的政策应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严厉的，中央的剑指非常明确。

　　原来对房地产我的理解是这样，现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富裕层次的人的购房资金，相对于房子的资源来说，是相对是无限的。你越涨价，他要找到投资的渠道，你如果把房子作为投资的工具的话，越涨，老百姓越买不到，富豪手里的资本越累积。最后全民给房地产商打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国家把目标对准投资这一块切断，假设我们想一下，大多数房子，不能说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房子作为投资工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投资价值，或者房产税推行之后，这些房子怎么办？逐渐逐渐得挤出来。而大家不把它作为投资的工具而作为居住的一个产品的情况下，相对来说这个房价是能够稳住的。我们是这样，房地产商因为控制了很多资源，包括宣传等等，会拼命制造出房价会涨的这么一个观念，让大家都觉得房子在涨，利用人们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都蜂拥而入，房价就拼命上涨。而各级政府为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他也鼓励你涨，他不希望跌。

　　最后这部分人绑架了中央政策，中央不可能也不应该紧急刹车。如果紧急刹车，中国的宏观经济要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央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这段时间走得太长了，连续走了几年，从几千块到宁波一万五、两万多了。但是这是一个泡沫，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泡沫，无非是怎么把这个泡沫挤出来、什么时候挤的问题。

　　潘一红：需要多长时间挤掉这个泡沫。

　　徐翔：对，泡沫越大，泡沫破裂之后经济损失越大。但是紧急刹车，硬着陆，刚好那年准备着陆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把这个事又耽误了。至于今后是涨还是跌，我也不知道，就看这种博弈，还有老百姓对于总体的判断。

　　钱亚鸿：需求。

　　徐翔：刚性需求实际上对房价的推动真的非常少。

　　主持人(王尘)：刚才说房价，谁知道，有人开玩笑，就问了这样一句话，设立了一个问题，说今后的房价能不能涨，谁知道？有人回复了一句话，鬼知道。

　　说到房价，刚才我们说到廉租房，现在廉租房在全国谈到廉租房的问题，全国都在说，大力建一批廉租房，给我们那些需要廉租的人使用。确实很多人需要，尤其是刚刚走上社会的一些人，这样的廉租房的使用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人在担心，廉租房建在哪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就说年轻人，年轻人很希望在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要成家立业，要租一套房子。我希望我的生活品质有所提高，希望能基本靠近市中心，或者在市中心租套房子，不可能。所有的城市都有这样的现象，廉租房很远。稍微近一点的广厦宜庭(音译)，这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有人说，廉租房各个城市的政府都在想办法大力建一些廉租房，可是我们政府的相关人员有没有考虑到廉租房建在哪？很远很远，超级远的，有可能还会放弃，那么远。我坐公交车天天迟到，挤不上去。公交车不坐我买车的话，还不如在市中心租一个稍微贵一点。

　　现在廉租房的建立，已经可以肯定了，各个地方都在造廉租房，可是廉租房造在哪？我曾经看过一档节目，对莫斯科整个城市的环境的调查，当然社会和国情不同，我们是不能跟人家相比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或者说我们有关的一些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在到国外也好，到在这方面廉租也好，经济适用房也好，去调查、考察了那么多次，为什么那么多好的经验都没有调查回来考察回来？是都不能用吗？应该可以尝试使用的。

　　而且今年很多的普通老百姓，都对今年的两会寄予比历年的希望更高。王辉忠书记来了之后，有很多掷地有声的话语，让人们把期待的东西、渴望的东西，都寄予今年的两会，希望今年两会能够听到我们想听到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一直希望、渴望的东西在这次两会中可以解决。其实我们刚才说的生活品质，真的是需要我们相关政府能够来帮助我们实现的。我们说到精神层面的，或许还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掌控它、调节它，把心态放平了。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居住的地方，我们心态放平，做事情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心态，或许可以调节。

　　但是从物质方面的话，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某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更好的宽松的环境。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安居，您说的第一个词，第二个词是乐业。不知道三位怎么认为，我觉得宁波从乐业这个角度，和全国同等城市比较的话，应该还不错。外地的务工人员到宁波找工作的时候，有非常深刻的感觉，感觉这里很容易融入，新宁波人越来越多。还有找工作，现在一些企业直接把大巴车开到人才招聘市场去了。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优越条件，吃、住都给你提供了，愿意来吗？愿意来，马上坐车过去了，还有夫妻一室的这种居住环境。

　　从这里可以看到，从乐业的角度来讲，相对来说，只能是相对来说还可以，和安居比还好一点。但是从乐业这个角度再讲另外一个层面，从外来务工人员来讲，我们宁波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在某些，就拿大学生就业来讲，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想找工作的人找不到单位，想找人的单位又找不到人才。不知道三位有没有曾经了解过，这方面不能让我们乐业的原因，有没有问过？刚才徐委员说，您儿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您跟他探讨过毕业之后找工作的问题吗？

　　徐翔：这个倒没有，因为他还想大学毕业以后继续深造，到哪里就业、怎么样，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他的主见。

　　主持人(王尘)：您有考虑过吗？或者说您有没有想过我们宁波的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我儿子以后大学毕业以后，可能会怎么样。

　　徐翔：对我儿子这一块我真的没怎么想，因为他自己已经有相对比较成熟的思想，我相信他也有能力为自己找一个比较，自己满意的工作吧。

　　对宁波的大学生就业，因为我曾经在宁波大学搞过毕业生分配工作，这是90年代的时候。以前是国家分配，后来是逐渐自己选择岗位。那时候大学生还比较吃香，但是到现在，两者之间的距离比较大。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企业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应用型人才。我们大学的教育，是知识型人才这两者是有一定的距离差的。

　　另外一个方面，从学生本人来说，对岗位的期望值跟岗位能够提供的实际的待遇还是有距离。现在可能一个毕业生的工作的待遇，跟民工的待遇相差不大。

　　潘一红：有些还是民工好。

　　徐翔：这个可能是实际上跟我们整体的培养的目标，需要去考虑。怎么样用原来的中专、技校这类，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这种，来更多的代替我们现有的大学，这种形式会相对来说，对社会用工、大学生找工作难这个问题，能够相对来说好一点。

　　实际上人有各自特长，有的人擅长学知识，有的人擅长学技术。知识型的人今后适合搞研究、当老师，有一些人动手能力强的搞技术，实际上也是很好的选择。现在家长总体的培养目标就是说，让孩子能够当劳心者，不要当劳力者。这种情况下，供需之间产生比较大的差距。

　　这两天，好像不少企业正在招聘，学生到会率好象也蛮高，不知道到底成交的情况怎么样。总体来说，两者互相之间没匹配的情况还是蛮严重的。我是这么理解。

　　主持人(王尘)：从乐业这方面来讲，我记得曾经做过一次访谈的时候，有相关的人士就谈到，之所以不能乐业，从目前的角度来讲，是大学生不乐业的情况，他的指数更高一些。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讲，像前两天的一个调查，不着急，我肯定能找到适合我的工作，用工单位很多，我要好好比较，哪个更合适我我去哪个单位。而学生不一样，毕业以后急于找到一份工作，往往就是所学非所用，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潘一红：专业不对口太多了。

　　徐翔：是这样，因为大学生培养过程中，家庭自身对这个培养过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跟经济。有这些之后，他希望能够在工作当中，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些投入成本尽快回收回来。另外自身对自己的定位也相对比较高，所以如果说这个职业不是很合适，岗位不合适或者待遇不合适等等，我就要跳槽。企业很怕员工在我这里培养好，把我这里当成跳板，又跳槽。这都是现实问题，最主要的根源还在于我们培养的过程，定位是错的。

　　潘一红：我们前两年做过大学生就业的调查研究，也在政协大会上发过言的。实际上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都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大学生，一方面用工单位那么需要人，一方面大学生又不要去。就是有岗位招不到人，我这么多的人闲置着找不到岗位。一方面是信息互相不对称，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择业的理念问题。刚刚徐委员也说到，就是家长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坐办公室、做白领，付出很少收入很多。其实学生本人也有这方面的期待。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么多年来独生子女政策是有关系的，一个孩子从小这么一大群人围着他、宠着他，临了要工作了，家长反而很不习惯。他如果要去一线，在机器旁边干活，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再往回退二十年，成份好的人才可以去工厂里面去学习技术。现在不同了，都不愿意去，希望做白领、考公务员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学校里本身培养目标就不明确。你这个学生出去是干什么用的，设置的相关的专业或者课程，也是跟社会的需求的关联度是不大的。

　　主持人(王尘)：所以这里面，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责怪学校。其实学生在考试的时候，选择科目的时候，往往他就是盲目的。爸你说怎么办，妈你说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爸妈带去，最后填哪个了？我都忘记了。

　　不管怎么样，说到生活品质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很多，展开的话今天时间恐怕不够。钱委员说的八个字，前面说到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说一千道一万，生活品质的提高，加快生活品质的提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如何促进生活品质的提高，让生活品质真正能够达到让我们感觉终身舒畅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来，我想可能真的是很漫长的道路。或者说我们走了很久之后，还是觉得曾经的那段时间是最舒服的。

　　我们在这里也希望，生活品质提高的同时，首先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的素质给提高一下，或许我们就感觉到舒服一点了。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⑨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会。